亲爱的梅林先生：

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感谢您盛情给我寄来《莱辛传奇》。我写信给您不单是想正式证明这本书已经收到，还想同时谈谈书的本身——它的内容。所以就拖延下来了。

我从末尾，即《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附录[76]谈起。在这里主要的事实您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如果一个人有幸能和马克思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四十年之久，那末他在后者在世时通常是得不到本来似乎应当得到的承认的。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他的不大出色的战友就很容易被给以过高的评价——而这种情况看来现在就正好落在我的身上。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但到那时我已经幸福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注：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和纯粹的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作为并发的原因也能给这种发展以影响，但是这种事实又被默默地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这种思维仿佛能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正是宪法、法权体系、任何领域的思想观念的独立历史的这种外表，首先蒙蔽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末，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完全不越出思维的范围。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之“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做纯思想的胜利，不是被看做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维领域中的反映，而是被看做对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实际条件最后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贸易自由，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东征，那就可以避免五百年的贫穷和愚昧。

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种情况过去就有：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就这样做过，错误总是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到。因此，我不仅决不想为此对您提出任何责备，——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错，我甚至没有权利这样做，——相反地，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而已。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能够对周围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例如在您的书中第475页上巴尔特讲到教士等级和宗教的地方，就是如此。我很高兴您这样收拾了这个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而他们还聘请这个人在莱比锡做历史教授呢！那里曾经有个老瓦克斯穆特，这个人头脑也很平庸，但对事实很敏感，完全是另一种人！

此外，关于这本书我只能重复那些文章在《新时代》上发表时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的话：这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的论述，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好的论述，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在细节方面，都很正确地揭示出相互联系。令人感到惋惜的，只是您未能把直到俾斯麦为止的全部进一步发展也包括进去，我不由地希望您下一次会做到这点，连贯地描绘出自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到老威廉[注：威廉一世。——编者注]为止的整个情景。您已经预先做过准备性的研究工作，至少在主要问题上甚至可以认为已经最后完成了。而在破马车完全破碎以前无论如何这是必需做好的。打破保皇爱国主义的神话，这即使不是铲除掩盖着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度（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德国还没有产生出来，就已成为过去了）最必要的前提，也毕竟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的杠杆之一。

这样您就会有更多的余地和机会把普鲁士的地方史当做全德苦难的一部分描绘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在某些地方不同意您的意见，不同意您对德国的割据局面和十六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的见解。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改写我的《农民战争》的历史导言（希望这能在明年冬季实现），那末我就能在那里发挥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各点。[111]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您列举的原因不正确，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要另提出一些，并加以稍许不同的分类。

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篇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是封建国家的各个分散的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这里恰好是处于最严重的衰落时期。那里是整个发展过程中罕见的客观逻辑，我们这里是一天比一天不可救药的紊乱。那里在中世纪时期，代表外国干涉的是帮助普罗凡斯族反对北法兰西族的英国征服者。对英国人的战争可以说是三十年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外国干涉者被驱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制服。随后是中央政权和依靠国外领地、起着勃兰登堡——普鲁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国[注：大胆查理。——编者注]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和民族国家最后形成。[112]在我们这里当时恰好是民族国家彻底瓦解（如果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德意志王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的话），德国领土开始大规模被掠夺。这对德国人说来是极其令人感到羞愧的对照，但是因此也就更有教益，自从我们的工人重又使德国站在历史运动的最前列以来，我们对先前的羞辱就能稍微容易地忍受了。

德国的发展还有一点是极其特殊的，这就是：最终共同瓜分了整个德国的帝国的两个组成部分，都不纯粹是德意志的，而是在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奥地利是巴伐利亚的殖民地，勃兰登堡是萨克森的殖民地；它们所以在德国内部取得了政权，仅仅是因为它们依靠了国外的、非德意志的领地：奥地利依靠了匈牙利（更不用说波希米亚了），勃兰登堡依靠了普鲁士。在最受威胁的西部边境上，这类事情是根本没有的，在北部边境上，保护德国不受丹麦人侵犯一事是让丹麦人自己去做的，而南部则很少需要保卫，甚至国境保卫者瑞士人自己就能从德国分立出去！

我已经天南地北地扯得太远了；让这些空话至少给您作个证据，证明您的著作使我多么兴奋吧。

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注释：

[76]梅林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公开引用了1892年9月28日恩格斯写给他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479—482页）的一部分。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于1893年作为附录刊载在他的《莱辛传奇》第一版中。恩格斯只是把这段引文的字句作了修改，见拉维涅－佩吉朗《社会科学纲要》第一部《发展和生产的规律》1838年科尼斯堡版第225页（《Grundzüge

der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rster  Theil：Die Bewegungs-und  Productionsgesetze》.K?nigsberg 1838）。——第64、93页。

[111]恩格斯的这个愿望未实现。保存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48—460页。——第97、329、428、461页。

[112]勃艮第大公国是九世纪在法国东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的上游地区成立的，后来并入大片领土（法兰斯孔太，法国北部一部分和尼德兰），在十四至十五世纪成了独立的封建国家，十五世纪下半叶在大胆查理大公时代达到鼎盛。力图扩张自己属地的勃艮第大公国成了建立中央集权的法兰西君主国的障碍；勃艮第的封建贵族和法国封建主结成联盟，一起抵抗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中央集权政策，并且对瑞士人和洛林进行了侵略战争。路易十一建立了瑞士人和洛林人的联盟来对付勃艮第。在反对联盟的战争中（1474—1477年）大胆查理的军队被击溃，他本人在南锡附近的会战（1477年）中战死。他的属地被分给路易十一和德意志皇帝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哈布斯堡。——第97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